陈颉，1965年出生于上海，先后获得复旦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学士学位。1990年赴美，先后获马里兰大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后在布朗大学任教。主要研究纳米电子电路的设计。
　　2004年被授予电路与系统领域的IEEE“杰出讲座教授奖”，2005年，被加拿大国家纳米技术研究所和阿尔伯塔大学聘任，跨学科主攻超声波研究和癌症的早期诊断和定点药物释放。所带的学生在200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IEEE合办的国际会议上得到最佳论文奖的殊荣，并申请了美国专利。
　　目前担任加拿大华人教授协会副会长，一直积极促进中加两国教育和科技交流。
　　勤奋比聪明更为重要
　　1965年，我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母亲是高中的数学教师。父母双双被下放到杨浦区上海柴油机厂车间劳动。父母不想让我受到影响和牵连，把我送到外婆家。读小学的时候，我才回到父母身边。离开外婆的时候，我难过了很久。
　　那时我对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有时甚至把课本撕掉。舅舅吓唬我说，如果不好好读书，以后我就只能去乡下。改革开放以后，我一个同学的姐姐考进全市闻名的复旦附中，倍受大家瞩目，这件事对我蛮有冲击力的，我开始认识到读书还是有好处的，而且好处可能还很多。于是从5年级开始，自己就想好好念书了。人怕认真，小学毕业，我如愿考进区重点中学——市东中学，并且担任班干部——这对自己后来的管理能力和性格塑造大有帮助。
　　我喜欢唱歌，喜欢弹钢琴时的那种忘我和奔放，喜欢那种润物无声的熏陶和滋养，喜欢验证理性思维和空灵的艺术想象在自己身上和谐结合的奇妙感觉。我甚至一度想报考上海音乐学院。但父母坚决反对，希望自己能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只好把对音乐的热爱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我日后的研究领域都与缜密的逻辑密不可分，但是音乐让我有了自由的思维空间，成为抒发情思、放松自己的途径，成为我与别人沟通交流的语言。出国后，我买的第一个大件物品就是电子钢琴，虽然多次搬家，但这架电子钢琴却一直伴随我们走到今天。平常工作再忙，自己都会尽量挤出一些时间练习钢琴， 事实上，自己的很多重要决定都是在弹钢琴的时候作出的。
　　高考前夕，我遵从父母的意见，报考了复旦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我喜欢复旦，喜欢自己的专业。但我的学习成绩只能算是中等。毕业前我选择了报**究生，放寒假了，我在电话中告诉父亲，大年三十再回来。我考上研究生后，很多老师感到意外，曾经豪言壮语的同学没考上……从此自己的信心提高了很多。
　　没有爱，就没有今天的我
　　1990年，我考上美国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大学是一所具有超过150年历史的综合性研究大学，因其卓越的教学及研究实力而享有盛誉。
　　当年自己怀揣着仅有的50美元，第一次踏上了美国国土。因为我的哥哥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学习，我先去了匹兹堡。短暂停留几天后，哥哥送我去灰狗长途车站，拍着我的肩膀说：“现在一切都靠你自己了。”
　　举目四望，人生地疏，强烈的孤独感迎面袭来，真不知未来的日子将会如何，自己又该如何面对。当时，海外留学生的生活相当艰难。我们要步行到购物中心买日用品。我做的第一道菜是白斩鸡，并不是因为这道菜我拿手，或者它味道好，仅仅是因为鸡在美国非常便宜。为了省钱，我自己动手洗衣服；为了省钱，我住在人家的客厅里；为了省钱，我骑一辆从室友那里借来的旧自行车去上学……
　　来美国没多久，我出了一起车祸：被汽车撞了。那是春假期间，我工作到下午6点半，骑着借来的那辆旧自行车回家，被从身后驶来的汽车撞倒，整个人从自行车上被抛了出去，头重重地撞到电线杆上……被救护车的警笛唤醒后，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警察告诉我：“小伙子，那是真的。”说着，他拧了一下我的胳膊，我感觉到一阵剧痛……
　　我百感交集：一方面，庆幸自己大难不死。我被下坡的汽车从后面撞到，居然没有死，也没有骨折或脑震荡，不能不说这真是一个奇迹；另一方面，我也感到迷茫无助，举目无亲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我被带到医院，医生想给我做X光检查以确诊是否有骨折，我动动手脚，感觉还好，就拒绝了检查。因为我听说美国的医疗费用非常昂贵，而且我不知道该由谁支付。医生要我住院观察，我坚持要出院。医生问我：谁可以照顾你？我提到我的室友马修·帕克，我们两个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他又是我哥哥介绍的朋友，也是当时唯一一个能帮助我的人。当离开医院时，我好像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遍体鳞伤。
　　在身体恢复的日子里，马修·帕克、弗雷德和凯蒂等其他的美国朋友都来帮助我，让我感到温暖和纯洁的爱。这一段经历，在我人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也因为这段经历，让我重新审视曾经走过的路，思考哲学家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要干什么？在无神论教育背景下成长的我，曾经坚定地相信有神论是人类愚昧无知时期的产物，无神论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后的必然归宿。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持无神论观点被视为理所当然并引以为豪。
　　正如理性思维和艺术想象能在自己身上和谐地结合，科学和宗教也并非小时候所接受的教育那样，是截然分开、互无关联的吧。方向比细节更决定成败。具体到一门学科是这样，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没有信仰的人生，一如暗夜行路。
　　1991年5月，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并开始为休斯公司研发部门工作，主要研究无线数字通信，我的同事和上司大多是博士。不久后，却由资历颇浅的我获得了1项美国专利并因此得到公司的奖励，不能不说是上天的恩赐和垂顾。
　　向着标杆直跑
　　当我发觉工作不再富有挑战性时，便回到马里兰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会士K. J. Ray Liu。
　　在完成了所有博士课程之后，我开始考虑自己的研究课题。导师说：“颉，我有很多研究生，我不能告诉你们每个人今后各自具体的研究方向。你们要学会自己去寻找方向。如果你不能，我就劝你没必要继续读博士。”
　　导师的这番话把我吓了一跳，现在回头看看，我想这就是东西方教育的差异。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因为我在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在国外学习了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创新。我只用了3年半的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在此期间，还与我的导师联名出了1本书，发表了3篇论文，其中的1篇还在国际会议上获得了优秀学生论文奖，并被特邀在IEEE期刊上发表。在我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送给我的一句话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话也是他的座右铭。